一位历史学家解释了无聊的历史及其背后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拥抱无聊
“我很无聊”是很多父母在暑假期间害怕听到的一句话。
家长们是否应该争分抢合地把孩子们的暑假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样他们就不会抱怨没有事情可做(或者更糟的是，陷入麻烦)?还是应该给孩子们时间，让他们感到无聊?
如今，心理学家、管理专家或创新者提出了一种流行的观点，蓝冠1956招商即无聊对创造力和绝妙想法等素质的培养很重要。无聊不仅被认为是可以避免的事情，而且是可以积极培养其潜力的事情。
学者们将无聊概念的出现与欧洲工业现代化、重复性劳动、时间的标准化以及休闲时间概念的相关兴起联系起来。
调整时间是工业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至少从17世纪开始，西方的政治、法律和宗教权威就强调了有效利用时间的必要性，同时构建了种族化、阶级相关和性别化的懒惰和懒惰观念。
我的研究重点是加拿大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无聊感。我研究无聊与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情绪调节的关系，以及历史上对情绪的理解，包括消极和积极。
在我学习的这段时间里，关于无聊的文化和学术讨论和评论在不同的人群和社会群体中出现。
战后加拿大无聊
历史学家雪莉·蒂洛森(Shirley Tillotson)是国王学院(University of King’s College)的荣誉教授，她记录了20世纪中期，加拿大立法者为响应反对恶劣劳动条件的呼声，通过了限制工作时间和增加休闲时间的法律。
但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学者和文化评论家也担心，空闲时间可能会变得过于充裕，并可能导致无聊感增加。关于无聊的危险的文化讨论，基于中产阶级对与管理工人阶级闲暇时间有关的道德行为的观点而展开的长期的政治、法律和宗教辩论。
在战后时期，男人和女人从各自的战争角色中回归，通过自动化进程或新技术，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60年代初，专栏作家在《温尼伯论坛报》(Winnipeg Tribune)等报纸上撰文，讨论婚姻中的无聊。这些专栏中有许多涉及妇女在家中所经历的特别无聊和挑战。
对婚姻无聊的担忧反映了战后对所谓“正常”家庭理想化的焦虑，这种理想化的家庭注重刻板的性别角色、白人中产阶级的情感以及对年轻人越轨和犯罪的担忧。在我的初步研究中，我发现在战后及以后的岁月里，加拿大的媒体和文化评论反映了对漫无目的和危险的青少年的流行描述:年轻人的无聊被视为犯罪的一个因素，因此需要被遏制。
然而，一些人也担心，尽管休闲时间可能会滋生无聊，但有偿就业也可能。自20世纪初以来，心理学家和管理专家一直对调节工作无聊感兴趣，并研究了无聊感、工作和个性之间的关系。
激进的无聊
虽然不太常见，但西方思想家也把无聊视为一种潜在的积极因素。
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1924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无聊的文章中，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无聊形式。克拉考尔是一位电影理论家，他有时与法兰克福学派有联系。法兰克福学派是一群研究现代性、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
Kracauer的写作是对工业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化的回应，包括重复的工厂工作，增加的技术化，以及大众广告的出现。他认为，一种形式的无聊与日常现代生活的单调乏味和一个人的主体性被掏空有关。
克拉考尔所讨论的另一种形式的无聊——他称之为“真实的无聊”或“激进的无聊”——与安静的闲暇时间有关，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可能会意识到现代生活的轰炸和压迫。克拉考尔认为第二种形式的无聊是一个极具政治潜力的地方。
这种作为潜在的改变或激发行动的场所的无聊感也植根于西方的知识传统。在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时期，蓝冠1956招商作家们将忧郁症视为一种与智慧和创造力有关的不满，并将其与诗人和哲学家的情感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根据克拉考尔关于极端无聊的概念来考虑调节无聊的欲望——避免或消除无聊的需要——我们可能会推测，调节情绪的部分欲望与围绕无聊可能导致的焦虑有关。
的确，20世纪早期工业心理学家将无聊视为一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劳资纠纷:资本家的麻烦，但工人的可能性。
如果无聊也是一个有潜力的地方，也许它不需要那么可怕。
暑假的最后几周可能是让孩子们体验无聊的潜在可能性，探索可能出现的情况的机会。
但要注意的是，这可能会给父母带来麻烦，或者建议对日常家庭生活和常规进行调整。
